營建缺工3／簽MOU兩年沒下文　印度移工來...

2024年2月16日，我國與印度簽署「台印勞工合作備忘錄」（MOU），盼成為睽違23年來，移工新增來源國，替製造及營建等行業補充人力。2年迄今歷經3任勞動部長均未果，人力仲介業者解析談判困境。

我是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招聘1000名印度移工未果　洪申翰：仍在磋商

根據勞動部公開4次「台印度勞務」會議紀錄來看，原計畫小規模開放製造業，並考慮營建業；另外家庭看護工也考慮小規模試辦。2024年11月會議則定調開放1,000名製造業移工，5％直聘為目標。直到2025年11月25日會議紀錄指出，印度米佐拉姆邦達成協議，以開放製造業為目標，卻沒有具體時程與人數。

針對我國開放印度移工遲遲沒有進展，去（2025）年12月26日，勞動部長洪申翰曾公開受訪回應，「仍與印度方就實務操作與細節層面進行磋商。」並承諾會列入重要工作之一。

印媒關注台灣歧視言論、政策時程未明

印度媒體同樣關注台灣引進印度移工的制度困境，以《The Times of India》與《The Wire》為例，報導著重台灣社會氛圍與政策穩定性。報導指出，台灣官員過去涉及「膚色與飲食習慣」言論引發爭議並致歉，顯示印度對歧視議題高度敏感。此外，台灣曾出現反對引進印度移工的抗議與網路負評，也被視為潛在阻力。再加上政策訊息反覆、時程未明，增加合作不確定性。

人力業者揭印度移工卡關3困境

但業界普遍認為，此政策推動困難重重，甚至可能「未上路就卡關」。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前理事長、好力集團創辦人黃杲傑直言，問題不在勞力來源，而在制度設計與執行機制全面失靈，導致政策落地困難，他提出3大困境。

首先，最大障礙在於「國對國直聘模式難以實現」。政府傾向以官方對官方方式引進印度移工，但黃杲傑認為，印度長期將勞動力輸出視為市場行為，並無類似台灣的統一對口機制。

他進一步解釋，印度勞工輸出遍及全球，總數高達上千萬人，但多數透過市場與仲介運作，而非政府主導。黃杲傑指出，台灣若試圖以「國對國」方式洽談，不僅缺乏對應窗口，也不符合當地制度現實，導致政策難以推進。

其次，「招募與管理成本過高」成為企業最大顧慮。黃杲傑表示，若透過正式制度引進印度移工，勢必需要在當地設立據點、聘用人員進行篩選與管理，成本遠高於現行東南亞模式。

此外，印度幅員遼闊、人口結構複雜，要從中篩選適合工地或基層工作的勞力，需投入大量資源。即便仲介公司介入，也需承擔高額營運成本與風險，使多數人力業者「不敢進場」。

第三，印度移工「落跑風險高」更是關鍵隱憂。黃杲傑分析，目前制度多由僱主負擔機票與引進成本，若移工入境後隨即失聯或轉入非法市場，僱主將承受巨大損失。尤其在資訊流通快速的情況下，一旦形成「來台後即可逃逸」的模式，恐透過同鄉網絡迅速擴散，進一步加劇非法勞動問題。

先試辦製造業再擴及營建業　與產業建立合作機制

黃杲傑強調，仲介在國際勞動力市場中扮演篩選、媒合與管理的重要功能，若完全由政府主導，不僅效率低落，也缺乏24小時服務與風險控管能力。一旦移工發生問題，政府體系難以及時應對，反而增加僱主負擔。

黃杲傑認為，印度移工較適合具備語言與技術能力的產業，如電子製造業等。相較之下，營建業所需的是高強度、現場導向的勞力，若缺乏有效篩選與訓練機制，恐難符合實際需求。

黃杲傑總結，引進印度移工的最大困境，在於政策過於理想化，忽略市場運作與產業實務。從國際招募機制、成本結構、仲介角色，到後續管理與逃逸風險，皆存在高度不確定性。

他認為若政府未能調整制度設計，並與產業建立有效合作機制，印度移工政策恐難落地，甚至可能衍生更多非法勞動與管理問題，使原本為解決缺工的政策，反而成為新的風險來源。